耶穌會上與哥白尼學說在華的傳播

引　言

　　明末耶穌會士來華，以傳播西方科學技術(shù)知識作為打入中國上層社會的手段，以幫助他們的傳教活動。在耶穌會士傳播的科學技術(shù)知識中，天文學知識最為重要。這是因為，在中國漫長封建社會中，天文曆法向來被視為王權(quán)得以確立的必要條件和象徵1，而耶穌會士恰好獲得了運用他們的天文學知識為明廷修曆的機會。正是通過修曆，耶穌會士得以直接接觸中華帝國的最高統(tǒng)治者，並進入中國社會的上層，從而使他們的傳教事業(yè)一度站穩(wěn)了腳跟。

　　對於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播西方天文學的動機，很多人士作過論述，認為是幫助傳教的一種手段，這基本上可以成為定論。然而，動機與效果並不是一回事。對於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播西方天文學的客觀效果，學者的看法很不一致，甚至是明顯對立的。雖然有人主張「由於他們的活動形成了中國與西方近代科學文化的早期接觸」2，因而應該肯定他們的功績，但公開表達這種觀點的人相當少，因為在上個世紀的很長時期中，人們不大敢談?wù)撘�穌會士的功績。而更有影響的則是流行已久的「阻撓說」，其說認為：「正是由於耶穌會傳教士的阻撓，直到十九世紀初中國學者（阮元）還在托勒密體系與哥白尼體系之間徘徊」3，並進而論定：「近代科學在中國當時未能正式出現(xiàn)，那阻力並不來自中國科學家這方面，而來自西方神學家那方面。」4

　　本文通過考察有關(guān)史料和天文學發(fā)展史，重新評價明清之際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播西方天文學的歷史作用。指出：一、第谷（Tycho Brahe）體系當時比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體系更精確，也比當時中國的傳統(tǒng)天文學優(yōu)越，故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等人選擇這一體系有科學上的理由；二、耶穌會士從未阻撓中國人接受哥白尼學說，相反還對哥白尼學說作了介紹和好評；三、第谷體系在客觀上也不會阻撓中國人接受哥白尼學說；四、天文學的基本方法，從希巴恰斯（Hipparchus）直至今日，一脈相承，而耶穌會士通過修撰《崇禎曆書》將這種方法介紹給了中國，這是他們最大的歷史功績，這一點以前一直被忽視了。

一　第谷體系在當時不失為先進

　　耶穌會士湯若望等人在編撰《崇禎曆書》時採用了第谷的宇宙體系而未採用哥白尼的日心說，通常被認為是「阻撓」了中國人接受日心說，因而其心可誅。為此我們有必要先考察第谷體系，看它在當時究竟是先進還是落後，然後再進而探討「阻撓說」能否成立。

　　這裏還需要注意的是，在評價一個歷史對象時，如果籠統(tǒng)地、不加推敲地使用「先進」或「落後」這類概念，很容易帶來混亂，而無助於問題之討論。因此我們必須從三個方面來考察第谷體系：

甲　「先進」與否因時間而異

　　哥白尼之《天體運行論》（De Revolutionibus）發(fā)表於1543年，今天我們從歷史角度來評價它，謂之先進，固無問題，但十六、十七世紀的歐洲學術(shù)界，對它是否也作如是觀？而且，當時學者之懷疑哥白尼日心說，並不是沒有科學上的理由。

　　日心地動之說，早在古希臘時代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即已提出，但始終存在著兩條重大反對理由──哥白尼本人也未能駁倒這兩條反對理由。第一條，是觀測不到恆星的周年視差5。這確實是事實。但要駁倒這條反對理由，只有將恆星周年視差觀測出來，而這要到十九世紀才由貝塞爾（Friedrich Wilhelm Bessel）辦到──1838年他公布了對恆星天鵝座61觀測到的周年視差6。第二條理由被用來反對地球自轉(zhuǎn)，認為如果地球自轉(zhuǎn)，則垂直上拋物體的落地點應該偏西，而事實上並不如此。這也要等到十七世紀伽利略（Galileo Galilei）闡明運動相對性原理以及有了速度的向量合成之後才被駁倒。因此在耶穌會士修撰《崇禎曆書》時（1629-34），哥白尼學說並未在理論上獲得勝利。當時歐洲天文學界的大部分人士對這一學說持懷疑態(tài)度，正在情理之中。

　　作為和本文論題密切相關(guān)的歷史背景，我們應該對當時歐洲天文學界有一個正確的了解。多年來一些非學術(shù)的宣傳品給公眾造成了這樣的錯覺：似乎當時除了哥白尼、伽利略、開普勒（Johannes Kepler）等幾人之外，歐洲就沒有其他值得一提的天文學家了。又因為羅馬教廷燒死了布魯諾（Giordano Bruno）（其實主要不是因為他宣傳日心說）、審判了伽利略，就將當時的情形簡單化地描述成「神學迫害科學」、「宗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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