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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決策的中國辯證法、“易”管理理論與管理學中國學派
摘 要：中國辯證法與西方辯證法有很多可比性，然而它們最初目的是不同的，西方辯證邏輯著眼于抽象的“存在”的本質，而中國式邏輯著眼于一般事物的變化發(fā)展過程。西方辯證法距離實際的管理決策甚遠，而中國辯證法則是管理決策的一種重要思維方式。盡管中國辯證法不遵循嚴格的形式邏輯，但在管理決策中非常有用。中國辯證法的本質是一種圖式理性。以中國辯證法為基礎的管理理論可以稱之為“易”管理理論（Change Theory），“易”管理理論可以成為構建管理學中國學派的基礎。
關鍵詞：中國辯證法；圖式理性；“易”管理理論；管理學中國學派
中圖分類號：C9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9-0221-02
一、中國本土管理：中國特色情境、中國特色組織、中國特色文化、中國特色行為與中國特色思維
近年來，有關中國本土管理研究的呼聲日益高漲，相應文獻與日俱增。筆者將學術界對中國本土管理的研究梳理為如下幾個視角：
1.中國特色情境。持該視角的代表人物是著名學者徐淑英。徐淑英將中國特色情境及其研究定位為“情境化研究”，并指出情境化是本土化研究的關鍵因素。她認為，情境包括特定研究所處的物理的、政治和法律的、文化的、社會的、歷史的、經濟的環(huán)境以及組織環(huán)境。情境化研究包括嵌入情境研究和特定情境研究，嵌入情境研究利用國家層面的特征（如文化、政治或經濟系統(tǒng)）的差別作為先行變量或調節(jié)變量，來解釋不同國家中的組織個人現(xiàn)象的差異；特定情境化研究關注新情境下的現(xiàn)象。
2.中國特色組織。學術界持該視角的代表人物是羅家德等。羅家德在國際學術界對GUANXI（關系）的基礎上，結合費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論，提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組織“圈子理論”。在此之前，黃光國將中國人的關系類型劃分為情感性關系、混合性關系、工具性關系；楊國樞將中國人的人際關系按照親疏程度分為三個類型，依次為家人關系、熟人關系與生人關系，與之相對應的關系原則是“講責任”、“講人情”與“講利害”；許烺光提出“情境中心理論”，指出中國人會把圈內人和圈外人區(qū)別開來，圈內與圈外會有不同的行為法則。
3.中國特色文化。跨文化研究大多持該視角，代表人物包括霍夫斯泰德、蔡安迪斯等人�；舴蛩固┑聻榱朔奖憧鐕镜娜耸鹿芾�，編制出了一套測量工作態(tài)度與價值觀的量表，得到不同文化之間差別的4個向度：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男性化/女性化；權力距離；不確定規(guī)避，在這4個向度上，他所研究的40個國家各有其位置。
4.中國特色行為�！凹议L式領導”是該視角下研究的代表性成果。鄭伯塤在SILIN，REDDING，WESTWOOD的基礎上，提出華人領導行為中“權威”“仁慈”和“德行”三者共存的中國特色行為。
5.中國特色思維。持此視角的代表人物是陳明哲和李平。陳明哲1996年在AMJ上發(fā)表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Chinese as a way of thinking”；李平則提出以易經中的“陰—陽”思維詮釋中國本土管理。
二、形式邏輯、辯證邏輯、中國辯證法與管理決策
管理決策通常是一個形式邏輯過程，包括識別問題、選擇能解決問題的方案到評價決策的效果，是一個嚴格的從前提到推理再到結論的形式邏輯范式，它假設前提合理、推理符合規(guī)范，則結論正確。形式邏輯的基礎是概念，形式邏輯的概念必須在整個推理過程中遵循同一律，同一概念有同一含義，即A=A。顯然，從人們對于概念的把握來說，形式邏輯是非常自然的。
西方哲學史上，辯證邏輯的代表人物是黑格爾。在辯證邏輯中，對立的一方都是自我否定的，在辯證邏輯看來，萬物轉化的根據(jù)在它自己，它總是要和自己不同，即所謂“差異的內在發(fā)生”。辯證邏輯表面上不服從于形式邏輯，在辯證邏輯中對立的每一方都是自我否定的，但它為什么會自我否定？為什么對立的一方會“內在地”向另一方轉化？鄧曉芒曾指出，在黑格爾體系中，這個問題沒有為什么。辯證邏輯在黑格爾哲學體系中是一種存在論和本質論，它涉及到哲學上“存在”的本質，屬于哲學上的終極問題。在西方傳統(tǒng)中，辯證邏輯實際上并未用于日常生活與實踐。
中國式辯證邏輯則不同，它廣泛地應用于中國人的生活與實踐之中。中國式邏輯與西方辯證邏輯有很多可比性，然而它們最初的目的是不同的，西方辯證邏輯著眼于抽象的“存在”的本質，而中國式邏輯著眼于一般事物的變化發(fā)展過程。中國式邏輯可以提升到“存在的本質”的高度，但西方辯證邏輯卻很難通俗化地解釋一個具體現(xiàn)象的變化發(fā)展，如植物的生長、四季的更替等。黑格爾辯證法設定一個自我開始、自我離異、自我特性化的理性過程，而中國傳統(tǒng)思想則不存在西方這種絕對精神的概念思維方式。
根據(jù)田辰山的考察，將中國式邏輯與辯證邏輯混同起來，可能肇始于蔡元培的譯介。雖然是日本首先使用辯證法翻譯黑格爾哲學中的“dialectics”，但蔡元培在描述辯證法時使用“太極”作了類比，譯文說，“結合此正反兩者為攝論。而一變化及其此攝論之又生矛盾也，而又結合之，而又一進化，如是遞相反正，遞相結合，以馴達于太極無對之地位。”田辰山指出，我們通過蔡元培譯文所看到的，其實是一種迥異于西方思維的、屬于中國的獨有的世界觀。本文也將這種世界觀和方法論稱之為“中國辯證法”。
由以上討論可知，西方辯證邏輯距離實際的管理決策甚遠，而中國辯證法則是中國人管理決策的一種重要思維方式。
三、中國辯證法、圖式理性與“易”管理理論
經典管理理論將決策看成一個理性的過程，認為管理決策是在具體約束條件下理性做出一致的、價值最大化的選擇。完全理性的決策過程通常包括界定決策問題、確定決策標準、確定決策標準的權重、擬定備選方案、分析方案、選擇最佳方案、實施決策方案、評價決策效果等步驟。西蒙首次對完全理性模型進行了修正，提出著名的“有限理性”理論。但是有限理性僅僅強調了決策中的限制因素，沒有強調人們基于預測、經驗等的積極的導向因素，因此，筆者提出了在復雜環(huán)境下的“圖式理性”概念。 中國辯證法的本質是一種圖式理性。中國辯證法著重于解決事物發(fā)展運動的源泉、方向與可能性。形式邏輯中概念具有同一性，即A=A，在沒有其他條件和因素的作用下，自己是無法轉變的。因此，形式邏輯中的概念是“自我關閉、自我滿足的、有限和靜止的”。形式邏輯在說明事物是如何從A過渡到非A的時候必須援引其他非自己的因素，這當然是正確的。然而，對于人們的思維過程而言，每一次都要尋求轉化的特定因素，是一件非常繁復的事情，這導致嚴苛地使用形式邏輯會使管理決策過程具有一種“不自然的剛性”。
在本文看來，中國辯證法的實質是一種概率論，中國古人通過無數(shù)次的生活觀察得出了對立面往往會相互轉化的經驗規(guī)律，例如福禍、通塞、剛柔等經常會相互轉化，便得出萬物都會向對立面相互轉化的原始哲學思維。然而，這種哲學思維并不是嚴格的，它只是解釋了某種廣泛存在的可能性，福禍、通塞、剛柔等的轉化并不必然。若從邏輯的角度來看，中國辯證法類似于一種不太精確的模態(tài)邏輯。
然而，盡管中國辯證法并非嚴格的邏輯，但在管理決策中卻非常有用，它有時候不假外部因素的思維方式使得決策者會集中精力于事物變化的可能性。仍以福禍、通塞、剛柔為例，“�！痹诤芏嗲闆r下會轉化為“禍”，“通”在很多情況下會轉化為“塞”，它提示管理者必須充分重視這種轉化的可能性，以及在何種條件下可能轉化，雖然這種轉化目前還沒有形成，而形式邏輯則不具備這種預測思維。
總之，中國辯證法本質上是一種圖式理性。這種圖式理性不僅來自于決策過程中信息的不完全性，即限制性因素；這種圖式理性還帶有強烈的決策導向因素，即在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對變化、轉化的提前預測。管理決策中的中國辯證法簡化了思維決策過程，加強了決策的預測性，使得管理決策具有更高的效率。以中國辯證法為基礎的管理理論可以稱之為“辯證管理理論”，然而，由于前述辯證的英文“dialectics”在中西語言中存在歧義，考慮到中國辯證法的源頭在于易經、易傳與易學，因此，筆者將中國辯證法應用于管理實踐稱為“易”管理理論（Change Theory）。
四、“易”管理理論、管理學中國學派與本土管理
從以上所述中國辯證法的本質來看，其中的“福禍相倚”“通塞轉化”并非是中國特色的“情境”，它是人類決策中普遍使用的預測、圖式導向等元素的體現(xiàn)。人類決策中的這種普遍現(xiàn)象在古代中國最早得以全面研究而成為一門系統(tǒng)性的知識，這就是中國辯證法。中國辯證法體現(xiàn)在管理領域就是“易”管理理論。
以中國辯證法為基礎的“易”管理理論，可能形成“管理學的中國學派”。不同于“情境化研究”，管理學中國學派并不著眼于與西方不同的所謂“中國情境”，它的理論基礎是“中國的”，然而它探討的管理現(xiàn)象與機制自一開始就是普適的；以中國辯證法為基礎的管理學中國學派也不同于跨文化研究，它不刻意追求東西方的對立，它甚至尋求一種在中國辯證法基礎之上的東西方統(tǒng)一之道。鑒于此，中國辯證法不是陳明哲所提出的“Chinese as a way of thinking”，而是“Human as a way of thinking”。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管理學中國學派既是“本土”的，又是一種“普適”的管理理論。
參考文獻：
[1] 呂力.企業(yè)經營管理哲學：企業(yè)經營管理中的圖式理性[J].經濟研究導刊，2012，（3）：33-34.
[2] 田辰山.中國辯證法：從《易經》到馬克思主義[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3] 鄧曉芒.鄧曉芒講黑格爾[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責任編輯 王玉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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