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隱士的仕途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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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隱士的仕途智慧

寧稼雨

2012年02月02日15:42???來源：人民網-《人民論壇》

如今，大家都想做官，都覺得做官其樂無窮。而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個時期，人們卻在糾結這樣一個問題：我是去做官呢，還是去做隱士呢?這就是魏晉時期。

山濤推薦嵇康做官，嵇康為啥不領情，反而與他絕交

魏晉時期名士的隱逸生活是中國隱逸文化的一個重要階段，有許多隱逸文化的新亮點和新特色，也是魏晉名士風流中的重要畫廊之一。

隱士活動的政治內涵，突出表現在他們與皇權的關系上。隱士形成有兩個基本要素，一是士人的獨立意識，即“道”優(yōu)于“勢”的信念;二是皇權所希望的隱士的社會使命，即在皇權與社會的矛盾中起到協調作用。這就決定了隱士與皇權間無所不在的緊密關系：皇權一方既要用隱士來裝潢門面，又要避免隱逸之風可能產生的不安定因素;隱士一方既要追求獨立意識，又不得不承認為人君之臣民的現實，即盡管“道”優(yōu)于“勢”，可又不得不服從“勢”的絕對統治。于是，雙方如同一對命里注定的冤家，互相排斥，而又互相吸引。

經過前代的教訓，魏晉時期的皇權與士人都展開了對雙方關系和相處方式的思考與研究。其活的標本，便是“竹林七賢”�！妒勒f新語·任誕》為我們描繪了這個隱逸群體的產生概況：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瑯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讀過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的人不免要有這樣的疑惑：既然七賢是一個親密無間的隱退群體，山濤又好心好意推薦嵇康做官，為什么嵇康還要把山濤罵得狗血噴頭，并且與之絕交呢?明白了這個問題，我們也就明白了竹林七賢在隱逸文化史上的真正意義。

魏晉時期皇權與士人在處理相互關系上比較務實。在不斷地選擇和揚棄中，他們逐漸找到了雙方不得不接受的相處方式。七賢中對皇權的三種不同態(tài)度，便是這種選擇和揚棄的過程。

第一種為對抗式，只有嵇康一人。嵇康繼承了東漢以來逸民隱者的疑君和無君思想，他不僅公開唱出“非湯武而薄周孔”的論調，還在行為上付諸實施，傲視王侯。這種處世方式http://m.clearvueentertainment.com的危險性被山林中真正的隱者看得清清楚楚。據《世說新語·棲逸》，一次嵇康在汲郡(今河南汲縣西南)漫游，遇見了道行高深的道教徒孫登，便和他一起交往游樂。臨別時，孫登對嵇康說：“你的才能很高，但卻缺少保全自身的辦法�！钡挡]有聽進這些話，繼續(xù)公開與司馬氏政權對抗。直到被捕入獄，嵇康才意識到孫登的先見之明，寫詩自責：“昔慚下惠，今愧孫登!”實際上他已經否定了自己的處世之道。這種方式盡管很崇高，很悲壯，但不現實。

與此相反的方式是投靠式。其中山濤明白得最早。他盡管在竹林與嵇康等人游玩隱逸，但心里早就盤算著怎樣才是保身之道。四十歲時他便做了趙國相，入晉后又歷任要職，所以才遭到嵇康的怒斥。其實山濤的投靠正是隱士與皇權關系中的一種適應，目的是全身，而不是出賣靈魂。所以盡管被嵇康罵得難堪，但他仍沒有忘記這位老朋友的后代。嵇康遇難后，山濤舉薦嵇康的兒子嵇紹擔任秘書丞。嵇紹向山濤咨詢是否就任及出世入世的道理，山濤說：“我為你思考很久了。天地四季，尚且有消長盈虛，何況是人呢!”山濤的話等于是他的處世宣言，即人要順應時勢，能屈能伸，以保全自己。

這種方式不久也為向秀所效法。嵇康被殺后，向秀拿著本郡的各種文書簿冊來到洛陽朝廷，司馬昭問他：“聽說你有隱居的志向，為什么又來到這里呢?”向秀回答說：“巢父、許由這些拘謹自守的人是不值得效法稱羨的�！彼抉R昭聽了，大為贊賞。

這種思想在魏晉中并非空谷足音。據《晉書·劉毅傳》載，司馬昭開始辟劉毅為相國掾時，劉毅以疾而辭，多年不就。后來有人傳說劉毅辭官是因為心懷曹魏，就嚇得趕忙應命為官。可見這些人的投靠為官，主要是全身之道所致。

做官成了司馬昭與阮籍之間的一筆交易，阮籍付出的是服從和忍耐，換來的是承認和保護

第三種方式是矛盾式，以阮籍為代表。阮籍在很多方面與嵇康是一致的。如嵇康提出要“非湯武而薄周孔”，阮籍就干脆提出“無君論”的思想，甚至講出“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這種犯忌的話來。在目無禮法、行為放達方面，二人也是如出一轍。但二人的下場卻截然相反，其中的關鍵就在于誰能有全身之道上。

嵇康把心里所想的東西和盤托出，因而招來殺身之禍。而阮籍卻善于把對外界的褒貶藏在心里，因而能夠得到司馬昭的賞識。如李秉在《家誡》中說，他曾經和三位長史覲見司馬昭，辭行之前，司馬昭問他們：“為官者應當清廉、謹慎、勤勉，做好這三點，還有什么治理不好的?”三人唯唯受命。司馬昭又問：“如果非要在三者當中保留一個，應該保留哪一個?”有人說應當以清廉為本，而李秉回答說：“清廉和謹慎是相輔相成的。必不得已，謹慎才是最重要的�！彼抉R昭表示同意，又問能否舉出近來堪稱謹慎的典范人物。李秉就舉了尚書董仲達、仆射王公仲等人。司馬昭說：“這些人每天從早到晚都小心翼翼，確實算是謹慎。但天下之至慎者，非阮籍莫屬!每次和他說話，他總是說些云山霧罩的話，也從不評論時事、評價人物。他才是最謹慎的人啊!”在司馬昭看來，士人做不做官，做官清不清廉，勤不勤政，都無關緊要。最要緊的，是聽不聽話，嘴巴老不老實。而且他平日十分注意觀察士人，看誰最符合這個標準。他親自樹起的服從典型，便是阮籍。

所以，司馬昭對阮籍冒犯禮法的舉動，便視為枝節(jié)小事，不足一提。當有人以此為借口，對阮籍落井下石時，司馬昭竟能予以保護。如阮籍遭遇母喪的時候，公然在司馬昭那里飲酒吃肉。當時司隸也在座，趁機向司馬昭進讒言說：“陛下正在提倡以孝治天下，可阮籍卻在重喪期間公然在陛下面前飲酒食肉，應該把他流放到海外，以正風教!”司馬昭說：“阮籍痛苦成這個樣子，你為什么不能與他分憂?況且有病的時候飲酒食肉，本來也是符合禮教規(guī)定的!”阮籍在旁邊照飲照吃不誤，神色自若。

司馬昭與阮籍之間完成了一筆交易，阮籍付出的是服從和忍耐，換來的是承認和保護。這筆交易在高潔之士看來不免有些骯臟，但我們必須看到這筆交易在隱逸文化史上的意義：它以雙方自我調節(jié)的方式，把皇權與隱士之間的相處方式，調到了最佳位置。司馬昭屢次保護了阮籍性命，阮籍也在司馬昭即將上臺前夕，受人之托寫了勸進表，真是你來我往、互通有無。

宋人葉夢得《避暑錄話》說：“阮籍既為司馬昭大將軍從事，聞步兵廚酒美，復求為校尉。史言雖去職常游府內，朝宴必與。以能遺落世事為美談。以吾觀之，此正其詭誘，佯欲遠昭而陰實附之。故示戀戀之意，以重相諧結。不然，籍與嵇康當時一流人物也，何禮法之士疾籍如仇，昭則每為保護，康乃遂至于殺身?籍何以獨得于昭如是耶?至勸進之文，真情乃見�！比~氏可謂找到了嵇、阮二人舉止相同而下場各異的原因。這一點連嵇康也看到了，“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

說阮籍這種方式矛盾，是指他雖然能保全性命，而且也沒像向秀、山濤等人那樣認真地做官，但他畢竟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隱士的赤誠、高潔之心。所以阮籍保全生命的代價除了自己的“至慎”外，還有內心極度的痛苦：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阮籍隱逸之心未泯，所以才十分在乎自己為保全性命所付出的昂貴代價。他的生命如果受到威脅，可以由司馬昭來保護，但由此而產生的內心極度煎熬，卻是任何人都無法洞悉、無法分擔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魏氏春秋》云：“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反�！迸c阮籍相似的，還有七賢中的劉伶和阮咸。

越是讓謝安做官，他越是推辭，他到底想干嘛呢

竹林七賢以試驗田的方式，向后人展示了各種與皇權相處的方式。從此便使隱士與皇權關系的調整，進入了自覺的階段。

皇權一方在隱士不抗拒其統治的前提下，盡量予以優(yōu)容，甚至親密無間。這可以晉簡文帝司馬昱為代表�！妒勒f新語》中記載了很多他與諸位名士、隱者揮麈談玄、游弋山水、相濡與共、親密無間的故事。如果不是帝王的身份，他本人或許就是一位名士或隱者。

在隱士一方，仕隱兼通逐漸成為時髦的風氣。在山濤、向秀之后，郭象、張華、石祟、潘岳、陸機，以及東晉時期謝安、戴逵、王羲之、孫綽、謝靈運等人無不志在軒冕而又棲身江海�！妒勒f新語》中，留下了很多他們或仕或隱的生動故事，其中可以謝安為代表。

謝安從四歲起到弱冠止，就從當時幾位地位顯赫的大族那里得到極高評價。但謝安并沒有急不可待地出來表演、做官，他采取了欲揚故抑、欲仕故隱、待價而沽的辦法。他拒絕了無數次征辟，甚至因歷年征召不應，被有司奏為禁錮終身。但這些并沒有嚇住謝安，反而繼續(xù)他的待價而沽、以隱求仕的游戲。他或者躲在石洞中美滋滋地慨嘆：“此去伯夷何遠?”或者與王羲之、孫綽等人游弋山水。一時間，他幾乎成了高潔隱士的象征。但是，他仍然逃不過明眼人的眼睛。謝安早年在東山隱居養(yǎng)伎，簡文帝司馬昱說：“謝安一定會出山。他既然能與人同樂，也不能不與人同憂�！彼抉R昱已經看出謝安出山的必然，說明皇權對招攬隱士的自信。

其實，連謝安自己也偶爾在玩笑中透露出將來未必不出仕的意思。當初謝安在東山隱居的時候，當年還是平民的兄弟有的已經富貴起來，經常是高朋滿座，權貴接踵。妻子和謝安開玩笑說：“大丈夫難道不應當如此嗎?”謝安捏著鼻子笑著說：“恐怕也免不了吧!”這里的“免不了”，除了自己未必不出的意思外，主要還有憚于時勢、不得不出的意思。果然，在一代梟雄桓溫的壓力下，他出任桓溫手下司馬。這不僅意味著對其隱居生活的否定，也招來了很多士人的諷刺、挖苦和揶揄。據《世說新語·排調》，謝安當初在東山隱居時，朝廷屢次要他出仕，都被他拒絕。后來出任桓溫手下的司馬，上任前要從新亭出發(fā)，朝廷官員都來送行。當時有個叫高靈的中丞也來送行，他喝了些酒后就趁著醉態(tài)對謝安開玩笑說：“你屢次違抗朝廷命令，高臥東山。大家都經常議論說謝安不肯出來做官，將如何面對百姓?如今百姓又該怎么面對你呢?”謝安笑著不回答。

更有甚者，當謝安改變隱居形象、就任桓溫司馬后，當時有人送給桓溫一些草藥，其中有一味藥叫做“遠志”。桓溫就把“遠志”拿來問謝安：“這種藥又名‘小草’，為什么同一種東西卻有兩個名字呢?”謝安沒有馬上回答，旁邊有個叫郝隆的應聲答道：“這很好解釋。隱處山中就是‘遠志’，出了山中就是‘小草’�！敝x安聽了深感慚愧。桓溫看著謝安笑著說：“郝參軍的解釋的確不壞，也意味深長啊!”這種草藥的根部稱為“遠志”，是主要的藥用所在，葉部稱“小草”。根埋在土中為處，葉生在地上為出，這正象征著謝安先隱后出的所為。郝隆的話語意雙關，擊中謝安要害，所以令其面有愧色。遠志一草二名，是謝安一類仕隱兼通的形象寫照，也說明了隱士文化內涵的修正和擴大。

(作者為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

責編/杜鳳嬌?美編/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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