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治理視閾下的中國古代邊疆文教論文
一、敦崇禮教：儒家大一統(tǒng)的追求
中國古代治理天下主張德治、教化，而儒家禮治是其主要形式“為政不以禮，政不行矣”�！岸Y”作為社會關系的準則和行為方式的規(guī)范在國家政治統(tǒng)一以及社會和諧穩(wěn)定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從邊疆治理層面而言，中國古代無論是以中原漢族為核心建立的王朝，還是以邊疆民族為核心建立的政權，在制定邊疆民族文教舉措時也都試圖以儒家禮樂法度去教化邊疆民族，以期達到邊疆民族對國家政治統(tǒng)治的認同。與此同時，對邊疆民族敦崇禮教，也是歷代王朝對儒家大一統(tǒng)的追求。所謂“大一統(tǒng)’，《春秋公羊傳》注疏曰：‘統(tǒng)者，始也，總系之辭。天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即“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儒家大一統(tǒng)觀念自夏朝建立已萌生，至春秋戰(zhàn)國時代在儒家學派的倡導下逐漸形成。秦滅六a“天下一統(tǒng)”⑨是春秋戰(zhàn)國以來多民族國家演進的必然，故董仲舒曰：“《春秋》大一統(tǒng)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瑏自此儒家大一統(tǒng)思想正式奠定。
漢時，在大一統(tǒng)治邊思想推動下，漢武帝致力于經略四方，實現邊疆夷狄的統(tǒng)一，施加政教，“遐邇一體，中外提�！�。魏晉南北朝時期，以漢族為核心建立的諸政權在面對民族大遷徙、大融合的復雜局面時，均以“用夏變夷”的儒家大一統(tǒng)治邊思想制定邊疆民族區(qū)域文教舉措，宋武帝曾詔曰：“加以殊俗慕義，重譯來庭，正朔所暨，咸服聲教。而邊疆民族建立的政權往往亦主動利用儒家大一統(tǒng)治邊思想，不約而同地采用‘‘用夏變夷”的邊疆文教策略，對加速邊疆民族認同儒家大一統(tǒng)治邊思想起到了積極作用。隋統(tǒng)一天下后，采用“混一戎夏’、“無隔華夷”的儒家大一統(tǒng)治邊思想，以儒家禮樂法度引導邊疆民族，令吐谷渾太子嵬王‘‘為臣子之法”，令嶺南燋國夫人“訓導子孫，敦崇禮教，遵奉朝化”。唐代隋后，提出‘‘四海如一家”、‘愛之如的儒家大一統(tǒng)治邊思想，準許“四方學者云集京師”，“習識古今制度”。遼金在與兩宋的和戰(zhàn)過程中，思想文化上的多元互動亦表現出一致的儒家化趨向。遼初就確立尊孔崇儒文教方針，建孔廟，設官學，很多契丹人皆精通經史，有文集行于世，以至于道宗發(fā)出“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的慨嘆“華夷同風”局面已然形成。金朝儒家思想更加強烈，熙宗曾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為悔�？鬃与m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為善，不可不勉。足見有金一代尊孔崇儒之風尚，甚至于元世祖在總結遼金統(tǒng)治經驗教訓時發(fā)出“遼以釋廢，金以儒亡”的疑問。元朝“用夏變夷’、“天下一家”的儒家大一統(tǒng)治邊思想亦是“遵用漢法”，確保程朱理學的統(tǒng)治地位，世祖曾詔曰：“朕獲纘舊服，載擴丕圖，稽列圣之洪規(guī)，講前代之定制。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贝嗽t表達了元世祖對儒家大一統(tǒng)治邊思想的繼承與發(fā)展。明代元后，仍以“天下一統(tǒng)，華夷一家”?的儒家大一統(tǒng)治邊思想為基礎，鼓勵邊疆民族子弟入學國子監(jiān)“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禮樂教化之事”。奠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清朝，以“無分中外”的`治邊理念把儒家大一統(tǒng)治邊思想發(fā)揮到了極致，世宗曾諭內閣曰：‘‘我朝肇基東海之濱，統(tǒng)一諸國，君臨天下。所承之統(tǒng)，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tǒng)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禮樂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0”“帝王之承天御宇，中外一家，上下一體。君父臣子之分定于天，尊親忠孝之情根于性，未聞臣子之于君父，合體同心，猶可以絲毫形跡相岐視者也�！爆惾寮掖笠唤y(tǒng)治邊思想躍然紙上。
二、華夷同風：儒家文化的倡導
在中國古代多民族國家演進的過程中，歷代統(tǒng)治者在治理邊疆民族區(qū)域時不約而同地意識到，邊疆民族能夠認同中央政權，接受儒家大一統(tǒng)觀念，必須以文化認同為根基。只有與中原王朝文化的相通、相容，邊疆民族區(qū)域才能自然地順應王朝的統(tǒng)治。故此，實現中原漢族與邊疆民族的多元互動與和諧發(fā)展，首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邊疆民族對儒家文化的認同。于是，歷代統(tǒng)治者采取各種邊疆文教舉措，在尊重邊疆民族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的基礎上，采取移民雜處、安撫懷柔、和親通好、羈縻而治、文化交流等各項舉措，力圖改變邊疆民族區(qū)域的社會風氣，移風易俗，形成“華夷同風”局面。
儒家文化經過春秋戰(zhàn)國的爭鳴與實踐，已然成為秦漢以來統(tǒng)治者實現儒家大一統(tǒng)治邊思想的有效途徑。秦朝通過邊疆區(qū)域移民方式，令華夷混居雜處，客觀上促進了儒家文化向邊疆民族區(qū)域的傳播，引導邊疆民族對儒家文化的認同。同時，秦朝還‘‘以吏代法”宣揚儒家倫理道德觀，實現移風易俗，秦始皇祭奠大禹廟時所刊刻的《會稽山刻石》就是努力使越人對儒家文化提倡的倫理道德給予認同，以期“大治濯俗，天下承風”。漢朝根據邊疆民族文化特點，詔諭官吏“總方略，壹統(tǒng)類，廣教化，美風俗”，尤其是西漢前期把“和親”提升到新的層面，努力倡導中原民族與邊疆民族的多元互動，把儒家文化推向邊疆民族區(qū)域。同時，漢朝亦采取‘‘以其故俗治”的文教策略，確實收到了“和集百越”、“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的良好效果。在魏、蜀、吳鼎立紛亂年代，諸政權雖然把主要精力皆用于抗衡對峙，但也均未曾放松邊疆民族文教。劉蜀諸葛亮針對夷人“征巫鬼，好詛盟”的風俗親作‘‘圖譜”以示尊重，目的是將儒家文化引向西南邊疆民族區(qū)域。天下紛爭的南北朝，北部邊疆民族匈奴、鮮卑、氐、羌、羯等紛紛內遷，在風俗習慣上禁胡語、著漢服、改漢姓，鼓勵與漢人通婚，對邊疆民族多元文化與儒家文化的交融起到積極促進作用。唐朝把“和親’、“羈縻而治”的文教理念運用到了極致，在寬容的宗教政策基礎上，將唐朝的‘‘聲威”和‘‘教化”傳播到遙遠邊疆民族區(qū)域，邊疆民族儒家文化認同進一步加強。元明以后，邊疆民族儒家文化認同更加強烈，明太祖詔諭廣西左、右兩江溪峒官民曰：“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德以化遠人，此古先哲王威德并施，遐邇咸服者也�！薄笆怪Y義，以美風俗”。清朝采用“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宣，曠然更始而不驚，靡然向風而自化”的“從俗從宜，各安其習”，尊俗重教的治邊文教舉措，追求邊疆民族儒家文化認同�？梢�，歷代王朝的文教舉措中都體現出倡導儒家文化的特征“華夷同風”的努力和部分實現，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奠定了重要基礎。
三、興學設科：邊疆民族人才的培養(yǎng)
在實踐中原漢族與邊疆民族多元互動與儒家文化認同的過程中，統(tǒng)治者依據歷代的成敗得失，以及當時中原民族與邊疆民族間、邊疆諸民族間錯綜復雜的民族關系，總結出邊疆民族儒家文化認同最有效的舉措莫過于儒家經史的教授，培養(yǎng)邊疆民族人才，以資國用，而儒家經史教授的運行機制就在于興學辦校和實行科舉。
儒家經史教授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就已蔚然成風，至漢時得以發(fā)揚光大。有漢一代‘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始興起學校，漸遷其俗”、“南域始有學”的記載不絕于書，以至于清朝廣西巡撫謝啟昆作《祀漢經師陳君記》曰：“漢時陳君父子崛起蒼梧，傳左氏絕學。南方州郡，經學之盛，未有先于粵西者。”瑤魏晉南北朝的動亂年代，邊疆民族區(qū)域的‘‘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國淵“常講學于山巖，士人多推慕之”。隋唐統(tǒng)一，使邊疆民族儒家經史教授與邊疆民族人才培養(yǎng)達到了新階段。隋文帝‘‘詔天下勸學行禮”，在邊疆民族區(qū)域‘‘建城邑，開設學校”。唐高祖制《興學敕》曰：“自古為政，莫不以學為先，學則仁、義、禮、智、信五者俱備，故能為利深博。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開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訓�！庇谑�，邊疆民族誦經習儒之聲高起“選群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欲以慰悅羈縻之，業(yè)成則去，復以他子弟繼之�！蓖瑫r，唐朝還準許‘‘四方學者云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習讀儒家經史。推動唐朝邊疆民族崇儒向學的另一關鍵因素就是初創(chuàng)于隋的科舉制�？婆e的施行，激發(fā)了邊疆民族誦經習儒的積極性，以至于“金汝、鹽豐、福建、黔府、桂府、嶺南、安南、邕容等道”選送“進士”、“明經”于廷，需要限制名額。元朝重儒興學之風不減唐宋，將《四書》、《五經》、《孝經》等儒學經典譯成蒙文作為蒙古族士子必讀書籍，在邊疆民族區(qū)域‘‘撥田儋學，育養(yǎng)人才”，而色目、蒙古等士人的科舉考試，必出于《四書》，并以程朱理學為準繩。明朝更加重視邊疆民族儒家經史教授，邊疆民族人才培養(yǎng)。太祖諭禮部曰：“邊夷土官，皆世襲其職，鮮知禮義，治之則激，縱之則玩，不預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邊夷土官，皆設儒學，選其子孫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義。”邊疆民族士人舉進士亦相當踴躍，清人曾云：“貴州設科，前此未有也。明洪熙六年，始令貴州生儒就試湖廣。宣德元年，詔云貴合試。清朝對儒家經史教授更加重視，優(yōu)惠邊疆民族子弟入學，世宗曾諭禮部曰：“今滇黔楚粵等省，苗民向化，新增土司入學額數，為學臣者，尤宜加意禁飭，毋使不肖士子，冒其籍貫，阻土民讀書上進之路。”詔令‘‘滇省土官子弟就近各學，立課教誨”。在邊疆民族區(qū)域還廣設義學、社學“教孤寒生童，或苗、蠻、黎、瑤子弟秀異者”。清朝更加注重邊疆民族士人赴試科舉，引導邊疆民族誦經習儒的風尚。
總之，從邊疆治理視閾考察中國古代邊疆文教舉措，能夠發(fā)現歷代王朝依據自身國力和邊疆民族區(qū)域實態(tài)，因地制宜地采取行之有效的文教舉措，其中都蘊含著對儒家禮教的追求、儒家文化的提倡以及邊疆民族人才的培養(yǎng)，其目標是“華夷同風”的儒家文化認同“遵奉朝化”的政治依歸，以及‘‘天下一統(tǒng)”理想的實現。盡管中國古代邊疆文教舉措在具體實踐中與歷代王朝所希冀的局面尚存差距，但可以肯定的是，作為邊疆治理舉措之一的‘‘文教”在歷朝治理邊疆民族區(qū)域的過程中都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它促使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觀念逐漸深入人心，民族文化交流與民族融合成為時代的主旋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最終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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