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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的政治、萬民法與自由主義的困境
一 前言冷戰(zhàn)結束之后，為當代世界提供統(tǒng)一規(guī)劃的抱負似乎只能由自由主義來承擔了。但令人驚異的是，為柏林墻倒塌而歡呼的聲浪尚未消失，種族、性別、民族─國家、跨國資本、大眾傳媒、全球化等概念已經以密集的方式成為當代世界的關注中心。圍繞這些問題而出現(xiàn)的文化、政治和經濟訴求，嚴重地沖擊著自由主義的諸多前提。問題的微妙之處在于，籠罩在「文化多元主義」這一籠統(tǒng)概念之下的部分權利訴求是從自由主義的平等政治中衍生出來的，但卻對自由主義構成了極為尖銳的挑戰(zhàn)。
我把當代自由主義面臨的挑戰(zhàn)歸結為三個主要方面：
第一，族性、性別問題提出了保存某種文化和群體的特殊性的訴求，從而構成了對以個體為本位的自由主義權利理論的挑戰(zhàn)；
第二，民族國家的衰落和全球互動關系的復雜化造成了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的自由主義的危機，它不得不在新的國際和國內關系中論證自由主義原理的正當性，亦即論證權利平等的可能性；
第三，馬克思主義從經濟關系角度提出的對自由主義的挑戰(zhàn)從未消失，但在全球資本主義的關系中獲得了新的含義，即跨國資本在全球政治、經濟和軍事關系中建立的新的不平等模式。
當代自由主義剛剛還沉浸在「歷史終結論」的興奮之中，卻迅速地感覺到了較之以往更為深刻和嚴重的危機。在上述三項挑戰(zhàn)中，自由主義首先回答的是前面兩項，而對于跨國資本問題則沒有作出回答。我在下文中不擬討論文化多元主義、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論爭，而主要分析自由主義內部對前述問題作出的反應及其內在的矛盾。
本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以泰勒（Charles Taylor）和哈貝馬斯（Jügen Habermas）為個案，研究民族國家內部關系中的集體權利訴求與個人本位的權利理論的矛盾；第二部分討論自由主義理論在國際關系方面面臨的困難，我選擇了羅爾斯（John Rawls）關于國際關系的規(guī)范式研究作為這一部分的主要分析對象；第三部分試圖從歷史的視野分析「文化、?場社會與公共性問題」。簡要地說，當代自由主義沒有能力在一個同質化和異質化相互交織的世界里提供普遍主義的權利理論，我們必須重新回到歷史的復雜關系中分析「公共性」喪失的歷史原因，理解「公共性」與「差異性」的內在相關性，為平等的政治提供新的理論視野。
二承認的政治與權利自由主義
社群主義在當代世界的重新活躍不僅構成了自由主義內部的重大分歧，而且也可以看作是部分敏感的自由主義者對「文化多元主義」政治──少數(shù)民族、「賤民」群體和女性主義對于承認（recognition）的需求──的中心議題作出的妥協(xié)性的反應。這一沖突表現(xiàn)為兩個最為基本的方面：第一，自由社會能否在某些情況下把保障集體性權利置于個人權利之上？第二，自由社會是「程序的共和國」，還是應當考慮實質性的觀點？在有關這兩個問題的沖突背后隱藏著的問題是：在當代社會的流動關系中，個人本位的權利理論是否需要重新修訂？
權利自由主義和歐美國家憲章的特征之一，即堅持界定一系列的個人權利、保證平等對待公民所享有的各種尊重，后一項內容的含義也可以解釋為保護公民不會由于種族和性別等不相關的因素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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