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倫理的現代價值

時間：2023-04-27 00:54:52 哲學宗教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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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倫理的現代價值

儒家倫理的現代價值1

儒家倫理是中國典型的傳統(tǒng)文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中,對儒家的道德自律、家庭倫理、誠實信用、親和自然等思想的繼承和揚棄,有利于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市場游戲規(guī)則和具有歷史繼承性的.倫理道德.

作者：劉健作者單位：南陽師范學院,河南,南陽市,473061 刊名：高等函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英文刊名： JOURNAL OF HIGHER CORRESPONDENCE EDUCATION(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20xx 14(5) 分類號： B82-06 關鍵詞：儒家倫理傳統(tǒng)文化現代價值

儒家倫理的現代價值2

　　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中國在促進世界共同發(fā)展和繁榮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20xx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后，在各國經濟一片凋敝的情況下，中國扮演了將世界拉出衰退泥潭的“世界引擎”的角色。據統(tǒng)計，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三分之一以上，這意味著全球經濟每增長三個百分點，其中就有一個多百分點是由中國貢獻的。中國經濟的崛起以及所做出的“世界貢獻”受到各個國家的贊譽。然而正如經濟學家艾哈德所指明的，人們的經濟活動并不是像機器一樣受機械的法則指導，相反它要受到倫理觀念的影響。鄭永年也認為，如果中國的倫理道德體系不能得到確立，那么無論怎樣強大的經濟力量，都不足以促使中國實現文明復興①。

　　缺乏倫理秩序，經濟現代化就缺乏精神動力的支撐和參與，就難以實現社會持久進步的現代化目標。由于中國屬于儒家文化圈的主要發(fā)源地，同為受儒家文化圈影響的日本和韓國也曾經對世界經濟增長做出過重要貢獻，因而關于儒家倫理與現代化建設之間關系，或者說儒家倫理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價值與意義逐漸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并成為國內外學界的研究熱點。目前，學術界主要圍繞儒家倫理對東亞國家經濟現代化的內生價值、目標價值和動力價值等三個方面展開了研究和探討。本文綜觀并述評學術界研究成果，以期為進一步闡釋和挖掘儒家倫理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價值提供參考與啟示。

　　一、關于儒家倫理對東亞國家經濟現代化的內生價值

　　從根本上說，一個國家的經濟現代化就是某種經濟秩序形成的過程，這種經濟秩序本質上不是基于外部壓力的結果，而是內部建立起來的某種均衡。經濟制度只能作為經濟現代化“他律”的手段，而倫理目標和倫理形態(tài)卻是經濟現代化的“自律”地型塑。因此，倫理秩序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現代化具有內生價值，它是國家經濟現代化的價值訴求，并且規(guī)定著國家經濟現代化的目標、價值與形態(tài)。

　　從國內外的研究成果看，學界普遍承認儒家倫理對東亞國家經濟現代化具有內生價值，儒家倫理的倫理與價值主張與經濟現代化的內在邏輯和現實要求高度契合，使東亞諸國走上了一條與西方國家不同的經濟現代化道路。概括起來其主要觀點有五種：“職業(yè)精神說”、“人文精神論”、“情感價值內化論”、“價值觀滲透論”、“逆向精神力量論”等。

　　我國學者龔群主張“職業(yè)精神說”。他從儒家倫理中的敬業(yè)精神出發(fā)，認為儒家的職業(yè)精神更注重義與利的統(tǒng)一，與現代社會對人們職業(yè)活動的要求能夠高度契合，對東亞國家經濟社會的發(fā)展更具有現代價值。與傳統(tǒng)經商活動相比，明代商人的經商活動已經有了新的變化，這種變化首先就體現在明代商人所持有的“賈道”觀上。所謂“賈道”，即商人的經商活動不僅僅是為了純粹的經濟謀利，還為了獲取利益之外的精神利益。這種將追求世俗利益的動機與追求價值精神的動機相統(tǒng)一的“賈道”觀催生了明代商人職業(yè)倫理的誕生。而商人倫理中的誠實不欺和“以義生利”的倫理觀念至今仍然是東亞國家儒商們的價值理念。除了商人，教師和醫(yī)生的職業(yè)倫理也影響著東亞國家相關從業(yè)人員的職業(yè)信念，“從現代職業(yè)的觀點看，傳統(tǒng)社會中的史官、教師、醫(yī)生以及商人的職業(yè)倫理，更有現代意義”②。

　　章海山堅持“人文精神論”。他將儒家倫理的貢獻從儒家文化圈國家擴大至世界諸國，認為儒家倫理中的人文精神正是現代社會急需的倫理與道德品質，對世界各國實現經濟現代化具有積極的意義。經濟現代化不僅僅表現為一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態(tài)方面所取得的物質文明成就，更重要的還在于人的現代化。而人的現代化歸根到底就是人們在經濟現代化過程中獲得的一種人文精神。據此，章海山認為儒家倫理在提高現代公民人文精神方面的價值是獨一無二的，這恰恰是經濟現代化所需要的倫理精神。章海山批評經濟現代化過程中人的“物化”現象，贊賞儒家倫理重視“愛人”、“惠人”的思想，認為在經濟現代化過程中儒家倫理的這種以人為本的精神無疑有助于喚醒那些沉溺于物欲之中的人們。此外，儒家倫理強調的整體主義有助于抑制經濟現代化帶來的個人主義泛濫趨勢，對經濟社會的和諧與穩(wěn)定能夠起到積極的作用。“盡管它不可避免地帶有不少消極因素，然而它的價值取向相對于一味講個人自由、權利的價值取向更有利于社會生活的協(xié)調，更有利于現代經濟的發(fā)展�！雹�

　　徐吉鵬主張“情感價值內化論”。他認為在日本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中，雖然儒家倫理逐漸失去了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地位，但是儒家倫理已經內化到日本人日常的行為規(guī)范、道德觀念和民族心理之中，并且深刻地影響了日本人的經濟活動、情感價值。徐吉鵬舉證說，儒家倫理對日本經濟生活的這種影響比比皆是，被譽為日本經營方略“三大神器”的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制、企業(yè)內工會就是儒家倫理對日本企業(yè)經濟活動影響的重要體現，它培養(yǎng)了日本人對企業(yè)的忠誠、勤奮、和諧的文化觀念④。

　　美國學者賴肖爾則堅持“價值觀滲透論”。他認為東亞國家已經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社會，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也完全成為現代意義上的'公民，而不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孔孟之徒”。但是，無論是中國、韓國還是日本，它們的國民身上仍然滲透著儒家倫理的價值取向和倫理觀念，儒家倫理比西方任何宗教和倫理觀念的影響都要強大。賴肖爾解釋說，傳統(tǒng)的日本人以異乎尋常的熱情學習和接受西方現代科學和技術，包括與現代社會有關的一切法律制度、社會規(guī)范、民主思想、倫理道德的普遍原則，但是在這種對待西方科學技術和文化的狂熱現象之下，日本人強烈的孔教特性卻仍有其潛在的作用，他們對政府的承諾和說辭深信不疑，信奉人際關系之道，堅持忠誠、勤勞的價值理念，把教育視為經濟現代化的重要途徑。伴隨著經濟現代化的進程，儒家倫理已經植根于東亞國家的土壤中。因此，賴肖爾得出結論說，時至今日幾乎沒有人認為自己是“孔孟之徒”，但在某種意義上說幾乎所有人都是“孔孟之徒”⑤。

　　然而，也有學者持有不同見解。我國學者黃秉泰堅持“逆向精神力量論”，認為從中國、日本和韓國的經濟現代化的歷史過程來看，上述國家在經濟現代過程之初儒家倫理不僅沒有起到促進的作用，反而起到了阻礙作用，這是由于儒家倫理具有一種反現代化的偏見所致。但是，黃秉泰沒有因此全盤否定儒家倫理對東亞國家經濟現代化的價值。他提出了一個“逆向的精神力量”的概念，認為儒家倫理屬于一種逆向的精神力量，只有當經濟現代化進程結束之后儒家倫理才能夠發(fā)揮鞏固經濟現代化成果的獨特作用⑥。

　　與上述學者不同，德國學者馬克思·韋伯則持有全盤否定的觀點，認為儒家倫理不僅對東亞國家經濟現代化沒有價值，反而會影響東亞國家經濟現代化進程。在韋伯看來，經濟現代化即是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發(fā)展。據此，韋伯從中國社會結構的特性出發(fā)，認為儒家倫理在促進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方面沒有價值，甚至將儒家倫理視為阻礙中國發(fā)展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因素。反之，認為新教倫理精神在促進資本主義經濟方面具有獨特的價值⑦。

　　二、關于儒家倫理對東亞國家經濟現代化的目標價值

　　任何國家和社會的經濟發(fā)展都有特定的倫理與價值取向。在此意義上，東亞國家在經濟現代化之初就蘊含了特定了的倫理與價值取向，東亞諸國普遍都將富強和文明視為經濟現代化的目標價值，而我國也把富強、民主、文明、和諧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建設目標。關于儒家倫理對東亞國家經濟現代化的目標價值，學界主要存有兩種基本的觀點：以陳嘉明和李伏明為代表的“倫理狀態(tài)論”和以森島通夫為代表的“倫理指向論”。

　　我國學者陳嘉明認為經濟現代化并不單純以經濟的增長為目標指向，而是以某種倫理精神為指向。儒家倫理構成了東亞國家經濟現代化的目標指向。經濟增長只是經濟現代化的諸多表現之一，實際上經濟現代化是以形成某種現代性為目標，并且以某種現代性觀念為指導。簡言之，經濟現代化的目標不是某些數字，而是一定的倫理狀態(tài)。在經濟現代化的背后是倫理觀念的現代化⑧。

　　李伏明從儒家倫理對現代社會公共事業(yè)的影響證明儒家倫理對經濟現代化的目標價值。李伏明認為，與傳統(tǒng)社會的發(fā)展不同，現代社會的經濟發(fā)展主要體現在公共事業(yè)的發(fā)展，而儒家所強調的個人服從國家、個體服從整體、私利服從公共利益的倫理主張有助于提高現代公民的公共責任意識，與經濟現代化所要實現的和諧狀態(tài)基本一致。因此，儒家倫理為經濟現代化提供了一個倫理指向，迎合了現代社會經濟發(fā)展的需要⑨。

　　日本學者森島通夫認為儒家倫理中的一些理念和精神指向具有現代意義，是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國家能夠取得經濟現代化的成功的主要原因。森島通夫認為，日本是一個以勤勞著稱的現代化國家，而儒家倫理中提倡勤勞和節(jié)儉的倫理觀念不僅與日本的現代化發(fā)展目標相一致，并且還構成了日本現代化的潛在因素。如果近代的日本人不崇尚勤勞和節(jié)儉，不反對好逸惡勞和鋪張浪費，“那么近代資本主義也肯定不會在日本取得成功”⑩。

　　三、關于儒家倫理對東亞國家經濟現代化的動力價值

　　作為一種刺激經濟增長的手段，日本政府承認儒家倫理精神對日本經濟現代化具有巨大的貢獻。對此，日本政府曾于1884年發(fā)布的經濟白皮書中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如果就經濟增長激勵的有效性來確定儒家倫理精神、法律規(guī)章制度和資本三者的份量，那么儒家倫理精神應占5/10，法律規(guī)章制度占4/10，而資本只占1/10。日本政府對儒家倫理精神的這一量化評價雖然不具有科學性，但卻反映了儒家倫理精神在日本經濟現代化進程中的價值和貢獻。關于倫理秩序對東亞國家經濟現代化的動力價值，國內外學界主要持有觀點：“轉化動力說”、“內在動力說”、“倫理動機說”、“倫理資源說”。

　　我國學者夏振坤和張艷國提出了“轉化動力說”，認為儒家倫理精神雖然不能構成經濟現代化的目標，但卻構成經濟現代化的動力。傳統(tǒng)儒家倫理的基礎是封建等級制及其生產方式，它固然不能夠直接為現代社會經濟發(fā)展服務，但儒家倫理中的某些理性因素則是現代社會所需。從這個意義上，他們認為傳統(tǒng)社會的儒家倫理精神通過某種方式的轉化和改造可以構成現代社會經濟發(fā)展的動力。

　　李翔海提出了“內在動力說”，他在對比基督教倫理精神的基礎上，指出儒家的倫理精神是東亞國家經濟現代化的內在動力。從一個非和諧社會到和諧社會的轉變是東亞國家進行現代化的共同特點。人們從封建等級制的束縛和壓迫下獲得解放。在改造社會的過程中，人們不自覺地追尋精神的安頓并且對現代化的未來前途充滿憧憬。李翔海強調，東亞國家現代化過程中人們表現出的這種自覺與希望和基督教世界國家完全不同，前者完全是基于內在的動力，后者則是迫于外在的壓力。而造成這種不同的原因在于儒家倫理精神強調終極關懷和以人為本的理念，這恰恰是東亞國家經濟現代化所需。儒家倫理精神的終極關懷在現實生活中就體現在人們對和諧社會的追求，以及人們積極投身到社會建設的熱情。

　　西方學者馬克雷對儒家倫理精神大加贊賞，認為儒家倫理中的一些積極的因素對于促進經濟社會的發(fā)展和提高企業(yè)生產效率具有獨特的價值。馬克雷認為，儒家倫理中的忠誠精神是經濟現代化的重要動力，是區(qū)別于西方宗教倫理精神的重要思想資源。對于西方人而言，儒家倫理所強調的那種誠摯地忠誠于國家、社會和企業(yè)的思想觀念是無法效仿的，而這種忠實于集體和組織的倫理思想恰恰是東亞國家經濟崛起的重要動力，它使東亞國家走出了一條與西方國家經濟現代化不同的獨特之路。儒家倫理“在日本這樣國家里是促進增產提高效力的動力”。

　　亞當·斯密主張“倫理動機說”，認為正確的倫理動機將對經濟現代化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任何倫理觀念都是對人們思想和行為的規(guī)范，因為“道德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自律”，這種精神自律的普遍形式即是倫理秩序。亞當·斯密承認倫理秩序對市場秩序的作用，他將自愛、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義感、勞動習慣和以物易物的相互轉讓等六種倫理動機視為市場經濟秩序的倫理基礎。

　　另一些西方學者如科斯、貝克爾等人則主張“倫理資源說”。他們將倫理觀念視為一種重要的經濟資源，認為倫理是能產生極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資本，“它幫助個人對他和其他人在勞動分工、收入分配和現行制度結構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評判”。倫理的存在是因為世界是復雜的，而人心卻是有邊界的。如果世界是簡單的，人類社會和歷史是能夠直觀把握的，那么人們就不會用倫理這種形式來理解和把握周遭世界。從這個意義上，倫理是節(jié)約人們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成本，提高人們交往效率的一種工具。另一方面，經濟社會發(fā)展決不僅僅依賴于物質條件，精神文明建設和物質文明建設一樣重要。相比其他產品而言，生產像“虔誠”這一類的精神產品尤其依賴于倫理建設和意識形態(tài)積累。在東亞國家走向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中，強化“對現行制度安排的合乎義理性（Legitimacy）的意識形態(tài)信念，能淡化機會主義行為”。正因如此，任何政府都通過向倫理教育投資來對個人意識形態(tài)資本積累進行補貼，倫理成為助力東亞國家經濟現代化的動力源泉。

　　注釋：

　�、� 鄭永年：《為什么一個道德國度面臨道德解體危機》，《聯合早報》20xx年10月4日。

　　② 龔群：《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職業(yè)及其倫理》，《孔子研究》20xx年第2期。

　�、� 章海山：《中國儒家倫理精神與現代化》，《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

　�、� 徐吉鵬：《傳統(tǒng)倫理在日本現代化中的命運》，《道德與文明》20xx年第4期。

　�、� 埃德溫·棘肖爾：《日本人》，上海譯文出版1980年版，第233頁。

　�、� 黃秉泰：《儒學與現代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506頁。

　�、� 馬克思·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xx年版。

　�、� 陳嘉明：《中國現代化視角下的儒家義務論倫理》，《中國社會科學》20xx年第9期。

　　⑨ 李伏明：《儒家經濟倫理與現代化》，《復旦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5期。

　�、� 森島通夫：《日本為什么“成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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