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的分類與法治
一
亞里士多德曾經(jīng)將人類的知識分作三大類，純粹理性、實踐理性和技藝。所謂純粹理性，在亞里士多德時代，大致是幾何、代數(shù)、邏輯之類可以精密研究的學科，如今似乎還應(yīng)當包括某些（例如，傳統(tǒng)的物理、化學）而不是所有的自然科學（例如，宇宙起源理論或生物進化理論）；而實踐理性則是人們在實際活動中作出選擇的方法，用來確定命題之真假、對錯和行為善良與否，如倫理學、政治學，此外還包括了另外一些科學技術(shù)學科；技藝則是指那些無法或幾乎無法用言辭傳達的，似乎只有通過實踐才可能把握的知識，有時甚至是只有某些具有特殊“天賦”的人才能獲得的。例如木匠的好手藝就無法通過教學來傳授，又如醫(yī)生對疾病的診斷的能力，這些幾乎毫無例外都必須通過實踐來自己把握，而且僅僅靠努力實踐也并不是總是能有所成就。事實上，在歷史上，這些行當幾乎都是以帶徒弟方式來傳承的。因此，“世代名醫(yī)”、“祖?zhèn)髅胤健辈艦槿藗兯匾�；也因此，許多人會以此來行騙，當然也就有許多人會受騙。
這種分類如同任何分類一樣，當然有其不完美之處；但這是一個有用因此有影響的分類。當初劃歸為某類的一些學科如今也可能有了重大變化。例如，由于其他科學技術(shù)的發(fā)展，醫(yī)學已經(jīng)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或接近于成為科學，盡管是《最年輕的科學》（托馬斯·劉易斯的一本書名）；現(xiàn)代的機器生產(chǎn)至少在某些方面也早已令一個能工巧匠自嘆不如。但在我看來，這一切變化并沒有、而且也不可能取消這種知識分類。必須注意的是，在這里不能將知識的分類和學科的分類混同起來。在亞里士多德時代，以致于康德的時代（他的著名的三大批判可以說是承續(xù)了亞里士多德的知識分類），知識的分類也許更多同學科的分類相聯(lián)系，似乎某個學科的知識就只有某一類知識（甚至20世紀的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對知識的分類上也仍然是這個傳統(tǒng)，所謂科學、神學和哲學的知識）。但是，嚴格說來，即使在歷史上，任何學科都或多或少地同時具有這三類知識。這一特點在當今時代也許尤為顯著，知識的分類與學科的分類已經(jīng)是交叉了。例如在哲學這個傳統(tǒng)的純粹理性領(lǐng)域，由于馬克思、尼采、后期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杜威等人，早已不那么“純粹”了。即使是早期的（邏輯實證主義的、因此也是比較“純粹理性”的）維特根斯坦在其名著《邏輯哲學論》的篇末就已經(jīng)承認哲學中“有不可言說的”，因此要“保持沉默”。在工程技術(shù)中，一個重要的知識領(lǐng)域就是know-how.人們在各個學科中都似乎不約而同地開始重視《個人性知識》（波蘭尼），強調(diào)知識的彌散性（哈耶克），強調(diào)“無意識的知識”（波普爾），強調(diào)“無言之知”，強調(diào)“身體記憶的知識”，強調(diào)“習得的知識”，強調(diào)那種無法交流或交流起來不經(jīng)濟的知識。[1]而在另外一些場合，這種難以清楚地以言詞或文字交流的知識則被用“傳統(tǒng)”這個極為含混的概念所替代了。在國外法學界，上世紀的使法學成為科學的夢也已經(jīng)基本結(jié)束了，今天人們已日益承認法學更多是或主要一種“實踐理性”，[2]盡管法學家所用的“實踐理性”一詞在很大程度上也涵蓋了亞里士多德的“技藝”領(lǐng)域。
我的興趣當然并不在于如何使法學分類在現(xiàn)有的知識體制中位置更為恰當，盡管我曾在一次會議上同一位前輩學者就憲法學是否是憲法“科學”而叫過板。我更關(guān)心的是，假如法學不是一種純粹理性的知識，那么我們目前的法治建設(shè)、法學教育（www.xfhttp.com－雪風網(wǎng)絡(luò)xfhttp教育網(wǎng)）的總體思路和方法是否恰當有效，并因此應(yīng)當有所調(diào)整？
二
近代中國在科學與民主的旗幟下，引進了西學，進行了空前的社會改造，對中國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然而，絕大多數(shù)引進的西學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科學”的旗幟下進行的。法學可以說就是其中之一。在這種引進中，法學不僅是作為一種具有真理性的普適性命題引進的，而且法學往往成為對這些命題的研究、解說和論證，成為一套具有強烈規(guī)范意義的原則或規(guī)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