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西方經濟學發(fā)展中的四次比較綜合論文
縱觀經濟學幾百年的發(fā)展歷程，那些有影響的理論體系的誕生，以綜合著稱的有重大影響的經濟學家的出現,都不是憑空而來,總是要汲取與綜合前人的觀點和材料。在各種經濟理論異彩紛呈的學科發(fā)展史中，總是需要在比較中認識,在綜合中發(fā)展，以形成一套更適應時代需要的新理論體系。正確的比較,本身就是一門藝術；科學的綜合，更是一種創(chuàng)造，是融會貫通基礎上的推陳出新。西方經濟學說史上四次大綜合--約翰?穆勒、馬歇爾、薩繆爾森以及斯蒂格利茨為我們提供了富有啟示意義的例證。
一、西方經濟學發(fā)展中四次標志性的比較綜合
(一)約翰?穆勒：古典經濟學危機背景下的第一次綜合穆勒的第一次大綜合具有深刻的學術背景與現實背景。在穆勒所處的時代,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和李嘉圖的分配理論都具有極大影響。一方面，對于人口增長的悲觀前景、生存工資的論斷使人們對經濟學產生悲觀認識。另一方面，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面臨破產的危機。邊沁的功利主義哲學思潮、孔德的實證主義、圣西門的空想社會主義等開始出現和發(fā)展。在這種背景下，穆勒保持對新思想的開放頭腦，以個人發(fā)展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視角，努力賦予古典經濟學新的生命,對于當時的西方經濟學發(fā)展進行了一種更具比較性和適應性的綜合。
(二）馬歇爾:邊際革命方法突破下的第二次綜合
馬歇爾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繼承和發(fā)展者。馬歇爾的時代,就西方經濟學的自身發(fā)展來看，以杰文斯、瓦爾拉斯、門格爾的奧地利學派為代表,引發(fā)了邊際主義革命。馬歇爾試圖采取約翰?穆勒的人道主義態(tài)度，同時與李嘉圖、穆勒等人的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傳統(tǒng)相結合，吸收邊際革命的理論成果,在比較綜合中對西方經濟學加以創(chuàng)新。
(三）薩繆爾森:凱恩斯革命學術突破下的第三次綜合
薩繆爾森被譽為當代西方經濟學的集大成者。在經濟哲學思想中，薩繆爾森持所謂比較主義基礎上的中間態(tài)度；在經濟制度上,他提倡私營經濟和公共控制混合的混合經濟制度;在經濟理論上，他倡導新古典微觀經濟學與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相結合的新古典綜合。同時，為解決上世紀70年代后滯脹這一頑疾，又吸收貨幣主義、供給學派和理性預期學派等主流理論。
薩繆爾森整合各流派而使自己的理論成為一個獨特的體系，也有人因此稱他的經濟學說是西方經濟學的小型“百科全書”。薩繆爾森的第三次大綜合試圖既說明資源配置又說明資源利用，并構筑一套統(tǒng)一說明現代混合經濟體制的完整理論框架。
(四）斯蒂格利茨：尋找宏觀經濟學微觀基礎導引下的第四次綜合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新古典綜合學派既不能解釋滯脹的現實,又提不出合適的政策主張，其正統(tǒng)地位開始動搖，受到來自貨幣主義等新自由主義流派的抨擊和責難，面臨被后者在整體上或局部取而代之的威脅。在這種背景下，被譽為“經濟學革命領袖”的斯蒂格利茨，為20世紀末西方經濟學的發(fā)展做出了新的.比較綜合。
第一，當代西方經濟學界普遍認識到宏觀經濟行為必須與其背后的微觀經濟學原理相聯系，經濟學原理應該只有一套而不是兩套，斯蒂格利茨在這一觀點引導下，試圖將宏觀經濟學的表述置于扎實的微觀經濟學基礎之上。如充分就業(yè)模型、失業(yè)模型和綜合模型,便是在外部約束條件改變下，從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導出并展開的，實現了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連接。
第二,斯蒂格利茨一改后凱恩斯主義固守的新古典的高度抽象程式,將諸如信息問題、激勵問題、道德問題、逆向選擇問題等更加貼近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發(fā)展于近二三十年的新成果納入其理論體系,使之更加具有現實解釋力。
當代西方經濟學的最新綜合在之前幾次大綜合的基礎上發(fā)生了重要變化，不僅比較綜合的工具更加多元、更加精密,而且視角更加寬廣，在研究內容包羅萬象的同時朝著直面現象、更好地解釋現實的方向發(fā)展。
二、對西方經濟學發(fā)展中四次綜合的比較
對西方經濟學發(fā)展史上四次標志性綜合加以比較，不難發(fā)現,這些綜合在承繼前人不同理論的基礎上構建新的理論體系，實現了重大的經濟理論體系創(chuàng)新。這說明經濟學的發(fā)展、經濟理論體系的創(chuàng)新與對既有理論的綜合，對不同觀點的比較、揚棄的關系極為密切。比較綜合是溝通舊理論與新理論的橋梁之一，與經濟學中的突破、革命互為促進,共同構成經濟學發(fā)展的最基本方式。
(一)學術背景與綜合形態(tài)的特殊性與共性西方經濟學四次比較綜合的時代背景與學術基礎具有重大差異。約翰?穆勒的比較綜合的基本學術任務是解決李嘉圖理論的困境。馬歇爾的目標是把古典經濟學與邊際革命的成果相結合。薩繆爾森則要把凱恩斯革命與新古典經濟學加以綜合。斯蒂格利茨的綜合則試圖推進經濟學的現實性。
雖然四次比較綜合的具體時代背景各不相同，但也有一些共性。它們都必須面對資本主義發(fā)展中的問題或危機，在堅持認為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制度具有合理性的前提下,通過教科書體系等方式，與所謂“不能做出正確判斷的作家所提出的狂妄學說”進行學術論戰(zhàn),都試圖以科學分類等名義把制度因素加以排除或者存而不論。
(二）比較綜合方法的繼承性與螺旋式上升性在經濟學研究中，方法論是很重要的一個環(huán)節(jié)�；诓煌姆椒ㄕ摲治鐾唤洕鷮W研究對象，能得出不同的結果。例如歸納法的運用使斯密幾乎所有的經濟學概念都有兩重意義,但也使他的理論體系出現矛盾。
四次比較綜合在研究方法上有相似之處，主要有演繹法與歸納法相結合、在比較基礎上的綜合等。在研究方法的認識突破中，應當先找到理論綜合的前提條件,如體系創(chuàng)新,使以往看似沖突的理論具有一個確定的分析標準和通約性，而不是盲目地碎片化地機械性的折中。約翰?穆勒對孔德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吸收與借鑒、馬歇爾對物理學與生物學方法的借鑒、薩繆爾森和斯蒂格利茨對當代數學方法的借鑒與應用為西方經濟學發(fā)展中的重大突破提供了分析工具。
三、西方經濟學四次比較綜合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啟示
當前，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進行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體系創(chuàng)新，需要從西方經濟學的比較綜合方法中獲取啟示。在繼承、綜合人類一切優(yōu)秀經濟理論的基礎上進行中國經濟學的體系創(chuàng)新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創(chuàng)新的重要途徑。
通過研讀西方經濟學中四次標志性比較綜合的實踐，同時結合我國國情與經濟學發(fā)展的要求，筆者認為構建中國經濟學的理論體系需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比較綜合需要有廣博的視野和方法論支撐，要更多地吸收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以增強理論的解釋力和活力,深化認識現代市場經濟規(guī)律。
西方經濟學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有用的研究方法，如實證分析法、規(guī)范分析法、證偽分析法、數理方法等。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有四個基本特征：以經驗主義哲學為基礎的實證分析方法;個體主義為主導的方法論分析視角；堅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以及廣泛運用數學作為主要分析手段。對于各種研究方法,應認識到各有其優(yōu)缺點和適應性。大量引入和吸收自然科學的相關研究方法并綜合運用仍然是經濟學發(fā)展的大趨勢。當今西方經濟學理論研究的科學性不斷增強，數理方法的大量運用使得經濟理論更具解釋力。方法上的開放--重點是大量吸收自然科學的方法是西方經濟理論不斷發(fā)展的最重要動力。
第二，比較綜合要承上啟下，既體現前人的研究成果，又為后來進一步的研究擬定框架，為開辟新道路指明方向。
西方經濟學四次大綜合都是具有承上啟下意義的，從穆勒到馬歇爾,到薩繆爾森,再到斯蒂格利茨，先后都對各自時代的理論成果進行比較綜合與創(chuàng)新,也正因此才成為一個個劃時代的理論綜合。
第三，比較綜合必須結合中國的實際來展開，必須植根于當前中國現實經濟背景中，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理論內核和基礎結構，同時,對西方經濟學的比較綜合的學術歷程加以分析，更好地借鑒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
中國經濟學的比較綜合-方面要體現對西方經濟理論、研究方法的吸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要根據國情，體現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特色,要與中國的國情相適應。中國經濟學比較綜合方法的基礎和標準必須而且只能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總之,經濟理論雖然是不同時代和國情的產物，但比較與綜合的方式方法在其中始終具有重要作用。我國學者可以借鑒西方經濟學者進行比較綜合研究時的有益方法、技巧,成功與失敗的學術經歷，針對我國現實情況，以解決經濟問題、促進經濟發(fā)展為目標,樹立包容各種相關理論的廣博視野,海納百川，推陳出新,發(fā)展出新的適合我國國情的經濟理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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