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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占卜略論論文
占卜活動起源甚早，在歷代社會生活特別是民間日常生活中一直起著或隱或顯的重要作用。這在古代社會尤其如此，唐五代也不例外。司馬光作《資治通鑒》，著眼于記錄政治事件，因此很少將占卜事例寫入書中。但是，為了說明某些政治家、軍事家的與眾不同，還是列舉了一些占卜事例。
例如在唐德宗建中元年（７８０）記道：“九月，壬午，將作奏宣政殿廊壞，十月魁岡，未可修。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則吉矣。安問時日！’即命修之”。[1]“魁岡”是占卜術(shù)中陰陽家的術(shù)語。胡三省在此注曰：“陰陽家拘忌，有天岡、河魁。凡魁岡之月及所系之地，忌修造”。[2]溫公在這里是為了說明唐德宗的不大信陰陽拘忌，為德宗在此之后觀念的變化作鋪墊。又如唐憲宗元和十二年（８１７）九月條有云：“甲寅，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 愬曰：‘吾兵少，不足戰(zhàn)，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我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余級”。[3]這其中的“往亡”也是陰陽家的說法。胡注曰：“陰陽家之說，八月以白露后十八日為往亡，九月以寒露后第二十七日為往亡”。[4]司馬光這里是說李愬在戰(zhàn)爭中的不拘忌時日。
以上所舉二例雖然目的都是為了說明唐德宗和李愬的不拘泥于陰陽禁忌，但也從一個特定的側(cè)面告訴我們當時在社會生活中占卜行為的普遍性。因此，研究唐五代占卜的狀況、占卜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以及占卜對人們行為的影響，就應(yīng)該成為歷史研究者面臨的重要課題了。限于篇幅和水平，本文只能極粗略地談一下唐五代占卜的概況，并試圖總結(jié)出當時占卜活動的一些特點，疏漏之處，在所難免。
一
首先談一下唐五代占卜的類型。由于占卜術(shù)種類繁雜，各種占卜術(shù)因時代不同又有一些興衰變化，因此研究這一問題難度較大，分類也不容易準確�！杜f唐書·經(jīng)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沿襲《隋書·經(jīng)籍志》，除天文、歷算、兵書之外，將其他占卜術(shù)均歸入“五行”。這種做法受到后人的批評。馬端臨在《文獻通考·經(jīng)籍考》中就批評它是“凡涉于術(shù)數(shù)者，總以五行一門包之，殊欠分別”[5]；但鄭樵的《通志·藝文略》將“五行”分了三十類，卻又嫌太多。本文擬換一個角度，從當時的官方文獻切入，看看唐五代的占卜大致有哪些種類。
《舊唐書》卷２《太宗本紀》云：“（武德九年【６２６】九月）壬子，詔私家不得輒立妖神，妄設(shè)淫祀，非禮祠禱，一皆禁絕。其龜易五兆之外，諸雜占卜，亦皆停斷”。這里將占卜分為龜卜、易占、五兆和雜占卜�！顿Y治通鑒》卷１９２將這條詔文記作“自非卜筮正術(shù)，其余雜占，悉從禁絕”。這就是說，在唐初，占卜可分為“卜筮正術(shù)”和“雜占卜”兩類，前者包括龜、易、五兆。
這種被稱為“卜筮正術(shù)”的占卜一般由朝廷掌管，規(guī)定在法令中�！短屏洹肪恚保础短Ｋ绿肥稹酚浱妨畹穆氄圃疲骸疤妨钫撇敷咧�，以占邦家動用之事；丞為之貳。一曰龜，二曰兆，三曰易，四曰式”。這里的“兆”，在《舊唐書》卷４４《職官志》和《新唐書》卷４８《百官志》中均記作“五兆”。我們?nèi)裟蒙鲜鎏铺诘脑t書與此對照的話，應(yīng)以“五兆”為是。
《唐六典》中涉及的四種占卜術(shù)，除唐太宗詔書中提到的之外又多了一種“式”。按“式”，在唐代有太一式、雷公式、六壬式三種。除六壬式“士庶通用之”[6]外，前兩種自唐初就一直被禁止私人習用。《唐律疏議》卷９就明確規(guī)定：“諸玄象器物、天文圖書、讖書、兵書、七曜歷、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赡芤驗椤笆健币恢北唤�，唐太宗的詔書中才沒有提到“式”。這樣，朝廷的“卜筮正術(shù)”中除龜、易、五兆外再加上“式”，于是就有了龜、易、五兆、式等四種類型了。
上述《唐律疏議》所云與“式”并列的天文圖書、七曜歷等，實際也屬于國家占卜的正術(shù)。《唐六典》卷１０《秘書省太史局》說“太史令掌觀察天文，稽定歷數(shù)。凡日月星辰之變，風云氣色之異，率其屬而占候焉”，“凡玄象器物，天文圖書，茍非其任，不得與焉”。所謂“茍非其任，不得與焉”就是指“觀生不得讀占書”。那么，“占書”由誰讀或曰由誰來進行占卜呢？同書同卷又云：“靈臺郎掌觀天文之變而占候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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